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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闭朝鲜的记忆-黄长烨回忆录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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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后来我知道了原因,原来他认为读商业学校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他们抱有更大的梦想,正在准备大学考试。虽然他们读初中时水平一般,但是现在已经变化很大。因为他的态度,最开始我有些难过。后来逐渐想通了,人一辈子不能活在别人的看法中,不是吗?四年级夏天,殖产银行在首尔举行全国珠算大赛,我三年级时参加过,这次又被选为三名代表之一。但是距离大赛还有没几天时的时候,我吃面条食物中毒了。 当时我已经搬到了哥哥家住。老师担心我,来到哥哥家看我。我当时病的很重,老师对我说,“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参加大赛太强求了,我再选别人替你吧。”“老师,我一定要参加。”“你还病着,怎么参加!身体比比赛更重要啊!” 但是我无法抛弃比赛。我坚持要参加,老师没办法,就说,“这样吧,准备一名候补,如果你不行,就让他代替。”我总算能参加比赛,不过一路上真是痛苦极了。我头痛的要命,感觉随时会倒下。到达首尔站后,老师给我买了一杯咖啡振作精神。那是我第一次喝咖啡,味道有点苦,但是喝完后还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 第二天起床后,我感觉耳鸣,精神也不好。可是都已经到了首尔,就更不能放弃了。我的水平比那位候补选手要高一些,即使身体不好,表现的也会比他强。所以我跟老师要求参赛。“能行吗?”“能行。”“好吧,好好表现。” 当时我真想比赛赶快结束后回家躺着。最后我获得综合优胜奖。也就是说,6个科目,我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错误,取得了满分。获奖后我的生活方式变化很大。以此为契机,我开始认识的人的精神比肉体更重要。也真的确信,强化精神就必须弱化肉体。然后我开始练习少吃饭,少睡觉,吃生米,经常绝食,冬天在寒冷的房间里睡觉。 当然还有更频繁的去图书馆看书。读书的过程中,我了解到有一门学问叫做“哲学”。抱着对知识的饥渴,我读了许多关于心理学、伦理学的书,还有许多文学书。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,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都是那个时期读的。 在图书馆读了很多书之后,我开始觉得之前的珠算练习都是在浪费时间,还有在商业学校读的书也是如此。我开始渴望知识。哥哥知道我的苦闷后对我说,“既然想做学问,那就找世界上最难的学问去做吧。你可以的。”。

  当时我正想苦学,哥哥的话让我很感动。我很想学理科,但是因为色盲,不得不放弃。还想学数学,但是我在商学院念书,是不可能进入数学专业学校的,也只好抛弃。正好这时听说总督府有规定,如果进入前5名,学校会推荐学生继续深造。为了能取得好的毕业成绩,也为了能够继续深造,我发奋学习,结果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。我去跟教务长商量该学什么专业,他建议我学法学。当时私立大学有商科、经济学、法学专业。后来我曾经想,如果当时选择经济学可能会更好。 本来毕业典礼是1942年3月举行,但是那一年却提前到1941年12月。12月27日,我出发前往日本。我决心继续刻苦学习。 到日本后,我先找到前辈们听取关于专业的意见。前辈们都很支持我学习的想法。他们说,日本劳动力不足,我完全可以边打工边苦学。我最终选择了中央大学夜间法学专业,考试合格(同窗中只有我一人通过)。 第一个学期结束前,我接到信,说哥哥死了。是精神病,没能住院治疗,年纪轻轻的就死了。我给家里写了封信,说我自己打工,挣够了生活费和学费,让家人不用担心。爸爸回信说,哥哥获得了保险赔偿,那些钱将用来养嫂子和哥哥的四个孩子(2男2女)。信中还说,嫂子很能干,不用担心。 因为哥哥的去世,我彷徨过一阵子,对学习也再提不起劲。日本的宪法充满了对天皇的赞美。我就听着哲学概论、伦理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的讲义打发时间。 挣钱方面,正如前辈们所说,并不很难。当时日本健壮的青年不足,只要在劳动介绍所登记就会有活干。不过登记的话还要缴税,我就直接去了劳动力市场。 我在东京时,一天只吃一顿饭。睡觉也是在条件很不好的地方睡,照样没问题。我还经常断食。人与人不同,对我来说,断食,少睡,欲望就会减少,心就会安定,自我觉得满足。不过也有断食期间意志薄弱的时候。曾经有两个月我每两天吃一顿饭,还有六个月我只吃一点生米。我还将爱好物品的习惯戒掉了,外套、手表等都卖掉了。但是即使那样的情况下,我还是坚持读报纸。 把报纸读完后就丢掉太可惜了,我会剪报,还写笔记。在报纸上写字,为了能看清,需要比原有的字大一些,这样以来,墨水用的就多了,我很心疼。 我十分节制,洗衣服、清扫、针线活都是我自己做。自己能做的事情,绝对不会请别人帮忙。这样的习惯后来一直还保存着。在大学里,我完全被哲学的魅力所吸引。西洋哲学史、德国古典哲学是我的入门书,我还在康德的“纯理性批判”上花了很多时间,后来在莫斯科哲学研究院学习时,我意识到年轻时多读书是多么重要。

  为什么?即使在德国古典哲学这方面,我发现自己跟莫斯科综合大学的本科生们也差的很远。当时学校里有时局演讲会,我一定会参加,努力研判国际形势(怎么运转)。我确信日本会败亡。随着日本在战场上节节失利,学生兵制度开始实施,许多朝鲜来的留学生都很紧张,有的还病倒了,但是我不以为意。

  有一天,在平壤商业学校的一位同学来找我,他在商业学校时年年考第一名,是个才子。 “怎么回事?”“学生兵,你怎么看?”“不知道啊,我不太清楚”“爸爸来信了,好像警察要我去当学生兵呢”“不可以,日本很快完蛋,怎么能这个时候去参加日本军呢” 我不知不觉提高了嗓门。 “参军后是不是可以逃到盟军那里?”, 我看着他说, “你有没有看到过陷入蚂蚁洞里,再从蚂蚁洞出来的?如果有逃亡的勇气,就逃到盟军那里,直到日军战败为止呆在盟军监狱里,这样会更好。”他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。但是最终他还是自愿加入了日本兵。

  在我看来,他的才干是我的十倍,但是可能是在地方上大学,想法并不如我(高明)。爸爸给我的信里完全没有提学生兵的事。看来爸爸并没有向警察屈服。1944年1月末的一天,警察来到我的宿舍。我被他们告知将被遣返朝鲜,明天收拾行李出发。在我看来,该来的还是来了。我没有向警察表示抗议,因为抗议也没有用。我开始收拾行李,度过在日本的最后一晚。 在警察局,有100余名朝鲜人。我们被告知将被带往火车站,所有人都在一个屋里,只能站着睡觉。我没有穿外套,得逃出这个狭小阴冷的房间才行。至今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,没有穿外套的只有我一人而已。还有,我的年龄也太小了,忍不了时我就向周围人鸣不平。

  得到的回答是,“不去参军,连国民都不是,有什么好不平的!想进监狱吗!”我们这边也有人回应,“有一定要参军的法律吗?该进监狱的是你才对吧!”“好啦,别吵了,给你们换个房间”,跟着我们的东京警视厅职员说。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宽敞一点,带榻榻米的房间。那是警察厅的武道场,玻璃碎的窗户不少,非常冷。站着睡了一晚之后,我们终于躺倒了床上。3年苦学,这当然不是我想要的。想到要归国,有些凄凉。

  在釜山,总督府的人等着我们,他们从东京警视厅接收了我们这群新兵。我们又被带往车站,乘火车去首尔。在日本,其实并没有感受到很大的民族差别,反倒是回了国,才很强烈的感觉到我们(朝鲜)是日本的殖民地。 日本官员十分傲慢,他们对我们的蔑视和憎恶全写在脸上。我们恰恰是一群知识分子,文化水平比日本官员们要高很多(不满敢于表现出来),双方敌对感很强烈。一天后到达首尔,二月的首尔还很冷,运兵的大货车带我们直接去了新兵训练所。“把穿的衣服脱了然后打包邮寄回家”,我当然知道他们这是在强制我们加入日本兵,然后在哪个地方为日本战斗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日本拿起枪,但是.. 在这里也存在家庭出身问题,与总督府有关系的家庭的孩子都回家了。剩下的接受10天生不如死的训练后被分为两组,分别派往两个不同地方的工厂。出发前可以回家一趟。看到父母我很难过,家里已经不仅仅是困难,完全可以用悲惨来形容了。父母老了,一日三餐都成问题。不过儿子回来了,还是很高兴。 妈妈听说我被征用后会有配给粮,觉得万幸。爸爸则谈到了哥哥的死,还有我去日本留学有没有加入日本国籍,知道没有后又觉得庆幸。去被派往的工厂又要坐火车,火车上已经挤满了征用军。 妈妈给孩子们准备的是地里的萝卜,那些萝卜要解决一家人的饥饿。到日本投降,我在工厂一共呆了1年零六个月。一开始我们共有26人,不过一个个的离开,最后包括我在内只剩下8个人。无论怎么讲,征用军生活对我的帮助很大。我在日本苦学时与别人接触很少,不怎么与人交往,我也羞于表达自己的想法。但是征用期间,与来自朝鲜各地的人在一起生活,我学会了怎么适应团体生活。 我当时还努力做了一件事,那就是改掉我的口音,因为我的家乡方言很严重,到了同志们都觉得诧异的程度。经过1年6个月的努力,我的口音改变了一些。征用军队伍中,我年龄最小,军中有在日本帝国大学等高校读书的优秀人物。 领导我们的是个日本警察,我们受不了他的粗暴,最后另一个日本军人替代了他。大概是我年龄小,干完活都不觉得疲劳,剩下的时间读了很多书。《古史通》、《三国史记》、《三国遗史》都是那个时候读的。 还有许多文学作品。

  不过最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哲学和数学方面。一开始我们还能吃到玉米饭,后来就是豆饼了。吃了几天豆饼,太痛苦了。在几个大胆同志的斗争下,吃上了杂粮饭。现在还忘不掉的就是那些味道。我还学会了象棋。在那里留下了许多记忆。

  偷偷的也会有消息传来,日本快完了。当时征用军中也有左翼人士,但是我当时对共产主义并没有在意。所以也对共产主义没什么了解。在我看来,“为什么富强祖国要用别人的思想?” 我对共产主义没有自己明确的判断,共产主义能拯救我的民族吗?这就是我当时对共产主义的全部想法。一个人看着东海的时候,就会想起家乡的父母和姐姐,然后心里就不是滋味。 解放了! 1945年8月15日,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,朝鲜人沉浸在解放的喜悦里。伴随着解放的欣喜,我却陷入苦恼。一无所长,为祖国做些什么呢?不过从压迫中获得解放还是比什么都让人高兴。 8月17日,从26名减少到8名的征用军搭乘货物车返回首尔。我们在车上挂上太极旗(现韩国国旗),高喊独立万岁。晚上10点,我们投宿了一家小旅店。一位故乡的青年—被日本人抓去当兵,后来自己逃跑了—听说我们投宿在旅馆,就跑了过来,他讲述自己的兵营生活,然后问我们该怎么办?我很想说些什么,但是自己进退尚且不知,最后保持了沉默。 一行人都把被征用当成伟大的事,再加上都是知识分子,都相信将来会有一番大事业。第二天我们乘电车进入首尔,看到电车司机是朝鲜人,我非常感动。但是到了首尔之后,我又感到非常失望。 日本警察们还拿着枪维持首尔治安!已经解放了,首尔当然是朝鲜人的地盘,日本兵怎么能还这样呢?我很不服气。 我们一群人也该分手了,我随着故乡的朋友去了他哥哥家里。学校的名字我忘了,朋友的哥哥是一所短期大学的教授。那位朋友和他哥哥一起去见了一个叫吕运星(音译)的人,我决定不随他们去了,一个人回到平壤。1945年8月20日,我出发前往平壤。回到家后发现,家里除了父母变老了,其它一切和我当初走时几乎一模一样。 房子快倒塌了,爸爸在院子里支火做饭,嫂子家的情况也差不多,只有当火车司机的二姐夫生活还好一些。回乡的年轻征用兵们正热衷于没收日本人的财产,他们佩着日本军刀到处转。 家里一贫如洗,我觉得应该在家帮助父母。这是一个幼时同学来找我,问我什么打算。他参加了共产党。“我想继续学习。”“现在这么乱,别学了,投身政治吧。” “不管怎么说,我要去一趟平壤,回来再说”。

  离开首尔时,我与同志们约定,回到故乡后要去趟平壤,看看能不能继续学业。我去了平壤,到了母校平壤商业学校,在那里见到了前辈。“来的太好了,现在日本教师都走了,学校都快经营不下去了,长烨你来学校帮忙吧”。 8月23日,平壤到首尔的铁路断了,如果不断,也许我的人生会有很大不同吧(按作者计划,下一步是去首尔,因为铁路不同,只好留在了平壤。此时朝鲜南北方分别成立了政权)。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越过38线的勇气,看不清当时的形势,再加上放下年老的父母,一个人去首尔也是没有道理的。接下来一段时间,左翼分子开始大批涌入平壤,许多人也开始向我宣传共产主义。 我决定暂不参加政治运动,一边在平壤教书,一边观望形势。我们学校后面是平壤政府大楼,是当时平壤最好的建筑,苏联军队把它当作司令部,分了一部分给政府,共产党总部设在了税务局。 利用教学的空闲时间,我读了日本人写的《苦难故事》、《共产党宣言》等书,并不能完全理解,不过我当时的水平也不足以反驳。当时教师不足,我身兼好几门课,非常忙。我大学时是珠算选手,我现在负责珠算的教学,还教一门社会科学的科目(共产主义理论的初级思想)。 学校新来了许多学生,有的学生是以足球和篮球选手的身份入学的,学习一塌糊涂。好多学生年龄比我还大。有一天苏联军队的吉普车开进了学校操场,苏联兵下车后走进了校长室,原来他们要我们把学校给他们作司令部,我们要搬到平壤站附近的一个日本人女子学校去。搬家时苏联兵又来了,没收了许多日用品,我们跟他们说那些是必需品,他们不听。 苏联军把那些完全当成战利品。好在日本人女子学校只有地理位置不如原来的平壤商业学校,房子更好,校园更大,书也更多,还有宿舍,我担任了宿舍管理员。学校里比我年长,比我经历丰富的老师不少。但是,学生们都愿意听我的,我觉得与其说我是他们的前辈,不如说是因为我没有架子,学生们都喜欢没有架子的老师。我的第一份工作,又是为母校工作,我干的很高兴。 当时,苏联士兵会拦住街上的人,让他们给介绍女孩子。发生了很多强奸事件。我也被勒索过好几次,学生们则主动担当起保护我的任务来。他们是足球和跆拳道选手,为了保护我,分成小组跟着我。我与其说高兴,更多的则是感动。 苏联军队暴行越来越多。他们将妇女强奸后再用枪将妇女们杀死。还有一次,8名苏联士兵进入一家,将三年级的小女生轮奸。故乡进行土地革命了,爸爸分到了土地,说生活好些了。我虽然是教师,其实是赤贫状态,记笔记的铅笔都没有。我们学校旁边是日本人建的游泳馆,苏军士兵会把女孩带到那里进行强奸。有时候地点没找到,就会跑到我们学校里。语言不通,喝醉了的苏联士兵还到处打人,拿着抢到处乱射。我的平壤教师生活从1945年冬持续到1946年夏天,当时没有入任何党派,是从讲义中读到了共产主义。关于入党,我以为入共产党比新民当要好,所以,平常会问周围的共产党员我能不能入党。结果被反问, “劳动多久了?为什么入党?”。

  我以为他们会很欢迎我们入党,结果没想到那么不亲切,就断了入党的念头。 宋(共同当兵的一位朋友)来到我这里不久,学校被改编为经济专门学校,分为经济、经营、会计三科,改为男女同校。并入新创立的金日成综合大学,迁移到位于平壤东部的师范大学附属学校的建筑内。搬家那天下着大雨,现在还记忆犹新。 新地方还算干净。我与尹老师一起在值班室里做饭。原本与我住一起的老师结婚了,置办家具搬了出去。教师里没有房子的只有我了,所以我在学校住着。我并不是每天都做饭,我经常与学生们一块吃。学校里会经常碰到小偷,甚至连睡觉时脱了放在旁边的衣服都会被偷。我丢了前辈送的钢笔和尹老师送的衣服。小偷们连玻璃都偷。我们埋伏了几个足球队员,逮住了两个。我们跟着他们去了他们住的地方,发现他们没有被子,睡在稻草上,我们只是训了他们就回来了。 到了夏天,学校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置办了宿舍。我重新当起了宿舍管理员。经济专门学校改名后,校长也换了,还有了党支部。当时共产党和新民党已经合并,改称为朝鲜劳动党。新来的校长是南方过来的,在日本进行共产主义运动,还曾在中国延安活动。 新校长外貌端庄,歌唱的很好。他自诩是杰出的革命家、哲学家。他说自己之所以没能当干部,是因为莫斯科派的派系斗争,莫斯科派忙着安排自己人,他和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金斗用是挚友。新校长善于言辞,外貌突出,很受青年学生们的好感。我把他当前辈一样尊敬,他也很爱惜我。有时我工作到晚上,他还会给我买零食。他劝我学点哲学,但是我也看出来了,他只是读了些中国书,对哲学知识并不懂。 为什么?他说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是概念哲学,加以排斥。

  党支部书记曾被日本人抓去当兵,后来逃脱,跑到延安,与日本人继续斗争。他是平安北道人,支部书记劝我入党,新校长也劝我入党。我当时并没有强烈的入党愿望,不过有人说以后要当老师就必须入党,周围的老师都写了入党申请书。1946年11月16日,通过党支部的审查,我加入了朝鲜劳动党。入党申请书材料里,我的成分是中农,社会成分是办公人员。

  同僚们要我注意这些。“解放前,你在日本苦学,辛苦劳动,还被征用了1年6个月,怎么能写成中农呢?劳动成分对将来影响很大,还是改回来吧。 “我是被强制征用,怎么能说是劳动者呢?再说我没有当官的打算,没关系的。” 我交上了入党申请书,并没有改。党支部发给我党证时特别强调说,“党证是无上荣光的,就像金日成同志一样”。1947年2月的一天,党支书记进入了社会安定部。临走前,他和新校长商议由谁来接任他的位置,大家居然都说除了我没人更合适了。就那样,入党不到三个月,我成了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。

  我变得更忙了,我是舍监,要管理学生宿舍。当上党支部书记后,还要给学生上(党)课,教书的任务也加重了。作为党支部书记,我还要动员扫除文盲活动。不过,最大的负担,是召开党支部会议。党支部每天都要开会,许多时候会议一开就是一整夜,而且会议大部分内容跟学校教学内容没有关系。来开会的党员里有许多周边农村来的人。要多抓老鼠,别浪费粮食,要与反动派和阶级敌人斗争,预防偷盗,学习会要好好进行,等等等等,开不完的会,我真的精疲力尽了。每天都开到黎明的会议让住在远处的党员们受不了了,他们抗议了,最后给他们安排了一辆货车,每天会议结束后送他们回去。我因为宿舍就在附近,每天开完会都步行回宿舍。每天清晨走在路上,会愤愤不平,“共产主义怎么就是不让人好好活?”,不过,当时我并没有辱骂共产党的想法。因为党员们当时真的在很热情的工作,我也不知不觉受了他们的影响。在学校里向师生们传达党的指示时,语气很象党员讲话的调子。我觉得自己也像一个热情的党员,学生们也这样评价我。 1948年2月,我参加了为期6个月的中央党校的理论学习班,这是我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。进入班里的同学都是马克思—列宁主义有一定水准的人。中央党校使用崇实专门学校作为校舍,一部分是教室,一部分被用作宿舍。为了把拉下的功课给补上,我没日没夜的刻苦学习,还因此得了一个“夜晚大学生”的绰号。

  几个爱好哲学的同学组成了哲学研究小组,共同学习恩格斯的《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。 通过在党校的学习,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了“我的哲学”。但是另一方面,我感觉到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真正的人生观的。党校老师大部分是从苏联回国的朝鲜人,校长直接用苏联出版的教材给我们讲课。 我们的课业延长了一个月,直到8月末才毕业。大家成绩都差不多,但是他们都被分配到了金日成综合大学,原因是他们在入校之间已经有过不寻常的经历(指跟着金日成干过革命之类)。我被分配到了平壤师范大学。不过没过多久,中央党部找到了我。 “同志,真对不起。崔昌益同志的夫人被安排在了金日成大学预备科,但是崔同志要求给她安排到师范大学去。真是不好意思,你们能交换一下吗?” 大概那些干部们认为我不想去金日成大学吧?!我二话没说答应了。崔昌益是政治局委员,延安派的头目。 可能是命运吧!

  我学习的机会又来了。在日本读大学中途被征用参军,我并没有读完大学。在金日成大学预备科教社会学和逻辑学的同时,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,考试合格,我成了一名哲学研究生。 那位在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,就是他走后让我接替他的宋宪革,现在是金大因救生院的党支部同志。当时金大(金正日综合大学)主校区已经建成,所有的研究生都在本校上课,我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,自己做饭。 房东是个年轻人,没工作,真钱游戏网站守着年轻的老婆和一个孩子。对面也是自己做饭吃的学生们。

  我的房间很小,与学生们一起做饭。男老师们让我找女学生,也有人给我介绍女孩子,但是当时我正专心学术,根本没有结婚的想法。 大学党支部对我很信任。苏联派来的一位哲学副教授的讲义需要翻译城朝语,党支部让我和“哲学讲座长”共同翻译。我开始边翻译边努力提高俄语水平,于是变得更忙了。后文会提到,我在莫斯科读研究生时与这位苏联副教授是同学,其实他的水平很差。 那位教授中途回国了,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水平很差,为了翻译他的讲义吃了很多苦头。1949年夏天,我翻译了苏联哲学教授的《逻辑学》。现在我得承认,其实我翻译的不怎么样,很多地方是自己发挥的。不管怎么说,翻译时我还是尽了最大努力的。 第一学年就要结束的时候,好运又来了。我被推荐去苏联留学。这当然是个好消息,不过想到年迈的父母我还是做了一番心里斗争。听到消息的宋宪革找到我,要我推荐他进入研究生院学习。我向支部书记推荐了宋,他顺利通过考试,我离开朝鲜时,宋已经在研究生院学习一个月了。 1949年10月,我作为“派遣研究生”与“派遣大学生”一起离开平壤前往莫斯科。到达莫斯科后,我和一位中央党校45岁的教员被安排在莫斯科综合大学读哲学研究生,第一年学习俄语,接下来三年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、哲学史。我的指导教授是一位哲学博士,他还有个生物学学位,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很丰富。我所在的研究院共30名学生,12人学哲学。 留学生中我的俄语算是不错的,以前翻译过东西,词汇量很丰富,至少自我感觉良好。俄语老师是个女孩,6个月后我就能毫无障碍的用俄语听课了。我如饥似渴的学习,天文学和理论物理、哲学……我还读了俄罗斯文学,哲学,罗马史..一年下来,我读了5000页,已经能用俄语思考。 在莫斯科留学的朝鲜学生们每天晚上会聚在一起讨论朝鲜革命,讨论时相互争论的很激烈。我只参加过一次,觉得太正式了,就再也没去过。还有一个原因,我去苏联的目的是学习苏联的发展理论,而不是学习朝鲜的政治。 不过关于我的议论传了出去,有的说我不参加讨论是因为水平太低..可能是我在讨论会上发言并不很出彩吧。当时我正努力适应俄罗斯的学习生活。我不是在学给别人看,而是要学到真正的东西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好的。没有民族差别,人们互相,道德高尚。现在想来当时太武断了。 我的俄语老师与我同岁,丈夫死于苏联与德国的交战。老师一开始给人的感觉是很没有人情味,后来随着了解的深入,我知道她其实有一颗善良的心。老师的造诣很深,读过很多书。

 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她身上感受到了异性的魅力,我跟她走的很近,我们还经常一起去剧场(大部分情况下她买票,我会买巧克力或者冰淇淋,但是我们都不算奢侈)。 有一次,我们在操场上散步(我和她牵着手)。她向我告白,说爱我。我对她说,“如果你希望我们只是那样的关系,那就那样吧!” “我也很爱你,但不是男女间的那种爱,我对你的爱是尊敬。我希望你理解我。” 之后我们仍然见面,有时还会去她家。她家共三口人,她、她的妈妈和一个女儿,女儿很喜欢我。我们的亲密关系四年都没有变。回国之后我还会经常想到她。 1960年我再次去苏联参加世界共产党大会时去找过她一次。她见到我非常高兴,她在聊天中慨叹苏联正在逐步走向物质至上。那之后电视机出现,人们热衷于看电视,精神世界更加苍白。 对当时的苏联,我只有一点不同意,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,至今仍然从骨子里反对这件事。但是不得不承认,当时的苏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苏联留学时,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未来。留学一年之后,大使馆推荐我做学生干部,可能是认为我学习刻苦吧。我接受了,当了两年半的学生干部。

  当时留学生党支部领导人是金日成的兄弟金英柱,他人很好,而且经验丰富,我很尊敬他,跟他学到许多东西。不过,我并没有要跟随他踏入政界的想法,我有一个学者梦。一年语言课程结束后,我正式开始了研究生课程。由于已经耽误了一年,与俄罗斯学生相比,课程拉下很多,我担心即使把所有参考书目都读一遍,估计也跟不上了。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,我借来同学中学习最优秀的那位同学的笔记,课程中简单的部分就照他的笔记学习,然后我再集中经历专功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难的那一部分。我发明的这个学习方法类似马克思主义经济建设中的“首先集中经历建设重工业,然后再发展轻工业”。 有一次学习遇到问题,我去找指导老师商量。当我的提问越来越难时,老师说,“你打算一天之内把马克思主义全学完吗?”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开玩笑,但是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去找过他,他也没有再提问我。一年刻苦学习之后,我自认为已经有了不错的哲学思考能力。我的学位论文是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》。

  讲述与妻子的相见之前,先说说另一个女孩子。 我到莫斯科第二年的时候,约会过一个女孩。那女孩毕业于金日成大学教育专业,来莫斯科读研究生。她在平壤是个出名的美女,很年轻的时候嫁给了一个首尔的富商,后来没多久男人死了,她又成了金日成大学副校长(一个苏联籍朝鲜人)的情妇。 我当时是莫斯科朝鲜留学生的干部,她到莫斯科的第二个月来找了我,她的美貌真是名不虚传!她在莫斯科综合大学教育学院读研究生,见面时她说,“我听说同志您很努力,经常去图书馆学习,以后还请多多指教”。她比我小两岁,我们当时住在同一个宿舍楼里。见面之后一个月,有一天我正穿衣服打算去图书馆,她敲我的门,要跟我一起去图书馆。我答应了,以后又经常一起去。于是留学生中开始传我们交往了。一位前辈还专门找到我对我说,“那个女人就是个狐狸精,说到勾引男人,她会不止四万种方法,对付你这种书呆子根本就是小菜一碟,你最好还是跟她结束了吧。”对我来说,她是不是处女,有没有嫁过人都不重要,我看重的是一个人的人品。女孩对我很主动,有时我正在图书馆学习,她会突然出现,夺走我的钢笔,或是让我放下书和她出去。出去之后,她会在言语中强调关于她的传闻都是假的,跟她在一起会对我有好处。

  傻子也能听出她在说谎,但是想到她说谎是为了和我在一起,我也就随她了。 她希望我们的关系再进一步,战争于是开始了。她利用我的心软和正直,而我无法再容忍她对我耍手腕了。我从她身上得到一个教训,那就是与心术不正的人相处,没必要用高尚的方式,对方已经举起武器,而你还空着手,吃亏的肯定是自己。所以,她对我说谎,我也用说谎来回敬她,她说实话,我才坦诚相待。她看出了我的改变,就两手都用上了。

  有一次,我们一起去看古典演出。从剧场出来之后,她说,“演出有什么意思啊,还不时拿买票的钱吃顿好的呢!”这简直就是个饭桶啊!我很不高兴,不过我也明白,这跟她长大的环境有关系,我就没有向她表示不快。 那年冬天,她的高官情人来到了莫斯科。她陪着高官出去了,好几天都没有回宿舍。我也对她下了结论,这是一个旧习难改的女人,我决心和她断绝关系。 高官走后,她来找我,向我道歉,我没有接受。接下来两个月,她继续缠着我,但是我在心里已经彻底与她疏远了。最终,我们没能发展成进一步的关系。

  有了这一次经历,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可以说,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完全不懂女人的学生了。 下面开始讲和妻子的相识。 1952年5月,我与一个女孩开始正式交往,她叫朴胜玉,就是我后来的妻子。朝鲜战争中,她参军做了一名护士,后来战争结束,她来到苏联学习。我是留学生干部,她是医科大学留学生的班长,比我小九岁。 按照规定,她需要定期向我汇报在医科大学学习的朝鲜学生的情况,我们就是这样逐渐亲密起来的。我们真心相待,她也没有介意我与上文中提到的女孩的绯闻。得知我们在一起后,留学生们都表示了支持。 *!

  她是个性格开朗,很活泼的女孩。当时在苏联,男人对女人还保留着一种绅士风度,但是她不管这些,不论是在商店还是在剧场,与苏联人交涉或是买东西时搞价钱都是她出头。与政治地位相比,她认为学问和做人更重要。她的父母离婚了,她一直反对,并同情母亲。我们交往时,一位大使馆的秘书一直在追她, 但是她选择了我。

  后来的一生中,不论条件好坏,我们相濡以沫。所以,抛下她们(逃亡)成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心病。1952年夏天,我作为朝鲜武力部一位大校的翻译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奥运会,我们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朝鲜战争。那也是我第一做飞机,另外,我还意外的了解到,资本主义国家芬兰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出很多。 任务结束之后,我和朴更亲密了。我当时自信满满,情场得意,而且在学术上也如鱼得水。身为留学生干部,我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。这一切,将我一直以来的悲愤情绪一扫而光。苏联当时是个性关系很开放的国度,我于是也.. 我需要做一个决定:妻子朴胜玉是继续学业还是结婚回国? 大使馆的领导得知我的情况后,把我们叫到了他的面前,当时我还有一年就读完研究生了,而妻子的学业还有4~5年,他问我们打算怎么办?妻子同意放下学业回国。我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为她举办一场结婚仪式,然后介绍给我的父母。在留学生的帮助下,我们在莫斯科举办了婚礼 然后妻子回到了平壤,那是我第一次体会与爱人的离别之苦。当然,那次与50年之后的分别相比,根本不算什么。

  妻子走后,我埋头学业,当时论文已经交了初稿。1…… 【1译注:原谅,这里略去一部分,作者自夸,相当肉麻】?

  • 本文标题:封闭朝鲜的记忆-黄长烨回忆录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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